无话说，向君王提出有益的劝谏是他的职责，在左谏议大夫的位置上，最忌讳的其实就是认死理。
对礼法的坚持，不能延伸为执拗……孙伏伽之所以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两年，并深得皇帝信任，就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
…………
元贞八年三月间，前长安书院祭酒盖文达，江陵书院祭酒崔玉被处斩，没有等到年末勾决，朝廷允许他们的家人收敛尸体葬入祖坟，而且并未祸及他们的妻儿家族，显然是给文人们留了余地。
不过朝廷组织了还留在长安的各地书院祭酒们观刑，对他们做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随后各地祭酒们带着几许惶恐，以及在京师的所见所闻纷纷离京。
三月末的大朝会上，赐长安海事学院祭酒马周为观文殿大学士，晋秘书少监
，主理文院事。
他这个秘书少监有点特殊，不在秘书省办公，而是去了中书省，将会同中书省的官员对文院诸事做出改革，首先就是废除国子监……
发生在元贞七年年末的长安书院一案，让文院之事越发瞩目，这场波及甚广的大案要案，并没有压低文院的地位，反而提高了各处文院的知名度。
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朝廷对文院的重视，而元贞八年开始，大唐朝廷又在沿海以及两淮各地陆续设下海事学院，让文院的牌匾更增光彩。
此时朝中已经有人接到地方上的消息，一些人觉得朝廷应该适可而止，若闹的文院满天下，岂不……乱了规矩？
大致意思就是这个，话当然不会说的这么直白，大多数人的说法都是文院建的太多，有伤大唐国力，或是泥沙俱下，将来伤了文院的名声云云。
可以看的出来，这个时候有的人已经能够预见将来顶着一个文院的名头的好处了，由此必然也会形成许多利益集团，那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而然便想要对此进行垄断。
这是贵族的日常操作，不值得奇怪。
朝中对此稍有议论，可建设更多的文院是和科举应试联系在一起的国朝大政，大方向上现在是无法改变的。
也许只有到了将来某一个时刻，文院足够多了，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了过剩的迹象，利益集团也变得足够强大，那个时候国策便会为之更改。
…………
到了元贞八年三月，随着盖文达，崔玉等人被处斩，长达半年的长安书院一案才算是告一段落。
此案处斩五十四人，流放一千二百余人。
剩下的则以门下侍郎长孙顺德，礼部侍郎杜淹等涉案之人，还在等待一个结果，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京官们口中的河南世族派系中人，其中夹杂着一些关西人物。
涉案人数之多，远超当初高慎一案，虽然朝廷已经做的比较收敛，可还是相当于一场清洗，算是在唐初时节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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