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只有在国家单位才能为国家服务吧？这篇文章里已经清清楚楚的写了，自从李耒开办养殖场之后，不仅解决了上百人的就业问题，还和周围农户合作，为他们提供鸡雏、回购鸡蛋，大大提高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这难道不是为国家做贡献？”
“这种做法让农民的收入不仅局限于土地，从而有了更多的来源，农民光靠种地只能不饿肚子，想要更好的生活还得看多种经营！养鸡、养猪，这就是多种经营的体现啊！”这正是童大林一直倡导的经济理念。
“而且我们培养大学生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他们利用知识为国家服务么？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引进良种鸡、研究出更好的饲料配方，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力水平，这不比在单位熬资历好得多？”
童大林同样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支持者，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他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这篇文章有点太长了，下一期的版面有限，是不是稍作删减再发？”有人提出了持中的意见，文章可以发，但一些敏感的内容最好删掉，比如承包化肥厂这块儿。
童大林考虑一番后也没有反对，因为和养殖场、饲料厂相比，化肥厂的亮点就有点不够看了，类似的案例他们之前也报道过，继续报道的价值不高。
他亲自进行核实，然后给出修改意见，一位资深编辑亲自执笔，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加工，很快就刊登在下一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上。
这份内参的级别很高，许多高层领导每期都看，而且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三农问题，从1982年到现在，一连四年的一号文件都重点提到了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现在农村出了这样一位能带动村民致富的典型，很多领导都记住了李耒这个名字，纷纷联系童大林，询问更多消息。
童大林也只是从王志纲的文章里了解了一些，更多的消息就不清楚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去河阳调研，看看李耒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联系了他的老朋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政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一起前往河阳。
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日后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曾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
刚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典型非常感兴趣，老伙计一通知，他就马上答应下来。
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出行，地方上必须高规格接待，所以李耒也被提前叫到中州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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