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的鱼种是他们培育的，和熊教授一样对鱼类养殖户有极大的影响力，只要能说服他们使用自家工厂新研发出来的鱼饲料，那么那些养殖户也会有样学样，能节省下大量宣传成本。
“认识！”熊教授高兴坏了，我可算是能还点人情了，“你想把你的鱼饲料给水产所用？那就得先说服鱼类学组的组长刘健康！我跟他开会的时候见过，能说得上话，明天我就带你去！”
猪和鱼都属于生物学的范畴，有时候会在一起开会，而刘健康和熊教授都在武汉，见面的次数一多，肯定会有些交情。
第二天一早，熊教授就带着李耒直奔珞珈山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登记，然后进去找到刘健康。
“刘委员您好，我这次带了个小朋友来见你！”刘健康在1980年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日后的院士，所以熊教授如此称呼。
刘委员招呼他们坐下，然后亲手给他们倒水，“来，坐，老熊听说你的湖北白猪有眉目了？咱们武汉经济动物育种领域又出了一个大成果啊！”
“刘委员，我来我来！”李耒那好让一位院士给自己倒水？连忙从刘委员手里接过暖水壶。
关于刘委员的贡献，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中国淡水鱼养殖产量超过两千万吨，近乎占了全球产量的一半儿，中国人能吃上价格相对低廉、供应相对充足的淡水鱼，就是因为有刘委员这样的科学家驯化了四大家鱼。
刘委员民国时就读于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毕业后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伍献文的研究生，从事鱼类学研究工作。
伍献文也是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任所长、65年就当选学部委员，主要成就是编纂了《中国鲤科鱼类志》、《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等鱼类分类学、养殖学著作，是我国鱼类研究的先驱。
可惜伍老去年就已经去世了，李耒没机会当面向伍老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了。
抗战胜利后，刘委员去美国交流学习了一年时间，建国前回到国内，1950年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他就担任研究员的职位。
一开始他的研究方向也是鱼类分类学，在梁子湖调查期间，得知湖中有团头鳊，而此前并无文献记载。这种鱼后被确认为新种，定名为“团头鲂”，即武昌鱼，要是没有刘委员的命名，就没有“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
此后耗费二十年时间，编纂了《长江鱼类》，此书共40余万字，记录了200多种鱼类生长习性，这是中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
后来他为了解决人民吃鱼难的问题，他把研究方向转向鱼类养殖学和生态学研究，七十年代开始主持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提出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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