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社会、理解人生具有可贵意义。

　　不过，如果众多作家趋之若鹜地都追逐这种创作路数，出现如孟繁华所说的“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现象，那就值得我们警惕和检讨了。

　　二.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既有风和日丽的春光，也有天寒地冻的严冬；既有酷暑烈日的灼烤，也有夜幕降临的阴暗。文学表现生活，担负着“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使命。这就需要作家对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现实生活明察秋毫，辨别和处理基调与杂色、亮点与疮疤、高雅与庸俗、娱乐与颓废等种种复杂问题。作家当然可以写生活的矛盾和苦难，表现生活中隐含的欺诈和无情等等，但应该在揭示矛盾和刻画苦难时，看到人们为解决矛盾和摆脱苦难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呈现阴谋欺诈和背叛无情时，表现真诚善良的可贵和世道人心的向背。

　　这不是笔者个人的主观论断，而是生活本身呈现的客观事实，或者说是社会演进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每一页都书写着中华儿女不惧艰难困苦、勇对屈辱欺凌的奋斗精神。这种向上向善的不懈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开拓前行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能够以国际第二大经济体的矫健身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原因。

　　**历史发展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伴随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迈入深水区，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行和商品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生活肌体的每个感知器官都或多或少地飘落着利益的尘埃。这使我们的作家一方面不自觉地更多看到生活的不堪、龌龊、肮脏和罪孽，另一方面自身也不同程度地陷入市场化、工具化写作的浪涛中随波逐流。于是，解构崇高、轻蔑英雄、调侃历史、讥讽道德一度成为时尚，热衷表现人物的欲望和隐私、热衷描写生活的庸常和无聊、热衷展示人性的阴暗和卑劣，成为一些作品的家常便饭。我们的文学之所以出现“情义危机”的病变，缺乏源自情感深处的善与爱，作家在实用主义流感和功利化病毒的侵染下、主体人格萎缩和精神高度下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文学的“情义危机”病菌的滋长和流行，还与长期以来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片面理解不无关联。

　　不论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文学，还是以鲁迅为先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作家多半高擎现实主义大旗开垦生活，塑造典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基本都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比较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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