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那阵子,工作队一下子就驻进了村子,号召村民开展“哭诉地主富农反动派”的运动,并提出“不哭不是真正的贫农”,“谁哭得最多谁就最光荣”的口号。工作队的话谁敢不听,于是,村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都沉浸在哭诉运动中,体弱多病的母亲终于哭瞎了眼睛哭哑了嗓子。工作队长因势利导,亲自上家里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鼓励田水稻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并明确提出如果消极或不参加哭诉就不能分到田地。家里几十年没有一分地,因为没有地所以穷了几十年,他要革命要翻身要土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作队。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继承母亲的光荣使命,他请人给工作队写了请战书。从此以后,乡里人总能看到他孱弱的身影活跃在哭诉场上,几乎场场不落,工作队叫怎么哭就怎么哭,而且越哭越有特点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哭的。
有一次我下村里修水利,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大妈向我绘声绘色,有根有据地描述田水稻当年的各种哭相,我很怀疑,后来看到一份县志才相信。县档案馆里当年一份土改工作简报是这样描述田水稻的:“他的哭声很有特点,上午仿佛像女人哭,下午十足又是男人哭,而晚上则和老爷爷哭的一模一样。在村里哭时他会哭红眼睛,在合作社里哭时他会哭得不能吃饭,在人民公社礼堂里哭时他会哭得倒在地上,在县城电影院哭时他会哭得死去活来,正是他的特殊贡献,彻底把地主富农推到了贫下中农的对立面……这就是一个十三岁孩子鲜明的阶级立场,这也是哭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年轻的革命积极分子……”
他因为哭过了头,十五岁时落下了说话咽口水眨眼睛的毛病。
“文化大革命”他也没有逃过一劫。红卫兵硬拉他去大队部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现场,他看到低着头准备挨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是教过自己的中学老师,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给红卫兵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晚上,红卫兵请他去哭诉旧社会,目的是通过哭诉提高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性。他去了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当年的感觉,一上讲台就抱头哭诉起来。谁知红卫兵边听边摇头,边听边感觉不对头,原来他竟哭诉起60年代初没饭吃饿肚子,得了水肿病的苦难日子来。哭诉新社会这还了得,红卫兵怒火冲天,押着他游斗了几个村庄,然后又关了几天宣布取消他“土改工作积极分子”称号。田水稻出来后逃到新疆表哥家躲起来,而且一躲就是二十年,那时表哥是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
80年代中,他又人模狗样地回到村里,靠打碎石赚了不少的钱。
去年的一天上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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