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在学生被捕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即向警察厅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爱国学生，在要求被拒绝后，北大学生当晚又成立了干事会，当时的很多知名学生团体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都纷纷加入，干事会还分设了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部门，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前一天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校也召开学生大会，并宣布此后与其他学校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学界的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的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念，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国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和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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