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么？咱们又没有可靠的商队。被蒙古人发现咱们是宋人，只怕就走不掉了。”
杨从容比较认同走埃及路线，大宋好歹也有上千号人，在以往的战争中，蒙古军遇到大宋千人的军队，基本上没办法。大家又不是真的要打仗，而是要行军。走过那百十里路，就可以抵达红海口的兵站。大家就可以乘坐船只唱着歌回家。
本想参与反对大使的人群，杨从容很快就发现反对者的人数远高于支持者，以至于杨从容根本没机会插嘴。就在大使眉头紧皱，面色不善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东罗马皇帝派宦官过来。
东罗马宦官到了大使馆，只见到了大使以及杨从容等少数几人。宦官神色有点愠怒，他直截了当的说道：“皇帝陛下是要你们解决瘟疫，怎么就变成了清扫城市。”
“若是城市十分肮脏，脏东西在空气中弥漫，怎么能指望大家都没事。”大使毫不客气的顶了回去。
宦官见大使毫无退让的意思，忍不住怒道：“陛下是让你们先保证王公贵族的安全，若是王公贵族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还有心思治理国家。”
杨从容本来在猜想大使的态度为何突然这么强硬，他觉得大使很可能是希望把这件事弄黄，接着就可以顺利成章的撤退。若是东罗马帝国哭着喊着抱着大宋使团的腿请求帮助，大宋使团还真得留在君士坦丁堡帮着应付瘟疫。
现在听宦官的发言，他心中一阵的不快。大宋这十几年里面动辄就写口号，官员干部动辄开会。杭州这个地方与君士坦丁堡一样，是个水路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两年爆发一次，有时候连着爆发相同的瘟疫。有时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论出来，朝廷搞起了‘爱国卫生月’，加上接种各种疫苗，传染病才被有效限制。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承认官员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没有分别的事实之后，对于不治理民间的做法就非常反感。上层卫生状况普遍姣好，真正危险的恰恰是民间。
杨从容心中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的答道：“你认为瘟疫还分人么？得了病，都会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还在，贵族还在，东罗马就不会灭亡！”宦官的回答同样非常不快。
杨从容心中一惊。那本《社会契约论》开篇就谈及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现有国家还是先有人民’，赵官家很明显是中国文化继承者，中国文化里面认为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孟子甚至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东罗马帝国的上层的理解与孟子恰恰相反。明显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好像投降蒙古的临安朝廷也这么想……
“东罗马也不是没人到过大宋，我们的爱国卫生月每个年都搞，想来东罗马应该知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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