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遍布街头。

　　甚至不乏有人为了牟利，改变原有的一部片子，偷偷改放精彩刺激的“*****”。

　　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小报和书籍，也开始出现在书报摊儿上。

　　比如《野人的x生活》、《特大抢劫案》、《震惊世界的奇闻》等等。

　　当然，不同于这一年同样因敏感内容而热卖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

　　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凶杀、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

　　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还用车条磨的钎子，把“羊肉串”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

　　这毫无疑问，确实是他们丰富首都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可反过来讲，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文化信仰不同。

　　他们不但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违规情况，在用电和用火方面安全意识不够。

　　身在异地聚居在一起产生的抱团心理，也与本地居民也在生活上生出些许多龃龉和摩擦。

　　再加上进京人员素质优劣不等，群体流动性强，这就更增加了治安上的难度。

　　像在魏公村附近形成的“新（江）村”，很快就沦为了盗窃和拎包的重灾区。

　　甚至之后，与之类似在大红门附近形成的“浙江村”，也一样是这样相当混乱的状态。

　　这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发现这些变化的坏处，远比感受到带来的好处更容易。

　　那么怨声载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或许只有多年之后，他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些变化的实际意义。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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