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让这部电影成了那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记录。使得乃至今天，我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筒子楼还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扩建。像鸟儿“絮窝儿”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运气好，院里地儿还大，有地方接房、改房。靠四处捡来的砖，先下手为强，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着后面的人，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有人想尽办法，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石棉瓦顶子的“陋居”来，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堵心的情况。

　　像有个女孩从兵团回来，由于家里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个她出来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

　　她没地方住，长期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个对她颇有好感，她却一直不太“感冒”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结果就因为那边有房可结婚。她竟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京城。

　　由此可知，在住房紧张的年代，仅为了一处小小的容身之所，许多普通人会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无奈选择。

　　所以和以上这些情况相比起来。在这次区政府分房中，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安置在重文区政府大院新楼里的洪衍文和许崇娅简直可以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了。

　　但好事往往也会存在不那么圆满的一面。

　　既然是“特殊待遇”，就必然招致旁人的眼红。这一点在洪衍文拿到新房钥匙的之后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他可没想到自己一直刻意隐瞒的副区长女婿身份，经此事一下传了出去，成为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结果整个档案室里私下里流传的全是酸溜溜的风言风语。同事们在道着恭喜的时候，眼神里总是闪烁着玩味的神色。

　　话里话外似有意又似无意带出的“厉害，厉害，真人不露相”，或是“以后还要你多多照应”，无疑全都指向一个词儿——“裙带关系”。

　　再加上耳边总能听到一些出于对这次分房指标不满，大家私底下骂娘和诉苦的话，洪衍文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了。

　　于是趁一天周末到许家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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