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
另外从老师傅的角度来说，教徒弟也太耗心力。
这又不像过去，徒弟对师父有赡养义务。
现在的徒弟只是名义上的，有的人都不太尊重自己的传艺者，那谁爱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真要是厂里有令必须带徒弟，老师傅们也不过是“汤事儿”罢了。
他们对待青工，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既不藏私，也不强求，能学多少，随缘而已。
不夸张的说，实质上已经到了“人亡艺绝，绝技失传”的地步。
其次，上级单位太过短视，对创汇期望又过高，于是严重透支京城玉器行业的商誉。
这一条主要是行业领导认为国外市场一般要求大路货，不太懂行，对精品要的不多。
那么为了争取创汇，就过度的要求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收购公司在加工定货、收购上又缺乏计划，需要时急催完成任务。
稍有积压，则又马上停止收购，订货成本扣的很紧。
而生产方的领导，他们机械地按其他工业生产办法，估出成本，限制工数。
就连分配制度上十分不合理。
没有实行优货优价，按劳动价值给报酬。
反倒是从效益出发，单纯按工件数量算计。
这就导致老技术工人待遇比年青工人高不了多少，甚至还很吃亏。
像有的老师傅责任心重，干活注重质量，可费了工，也不给增加工缴费。
而糊弄事的年青生产者反而受益，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不超过工数。
一般不再加工细作，精益求精，只要能符合大致标准，交上活就行。
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体市场上缺乏精品，大部分产品都是谈不上“出彩儿”，相对平庸的“行活”。
像洪衍武就曾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买过一些看着不错的小摆件拿回去给母亲看，也买过几个翡翠镯子，打算送给家里的女眷。
价格虽然不菲，每件几乎都赶上田黄大料的钱了，但他却被坑了，母亲给予的评价实在不高。
王蕴琳只说料还凑合，但题材死板，工也差得远。远不如以前的东西。
这就是买到“行活”了。
三，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和收购机制的垄断性，生产方在产品定价上长期处于弱势，企业收入很低，
但销售方因为控制定价权，却利润丰厚。两者之间矛盾日异严重。
我们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据调查资料显示，京城工艺美术工厂1972年生产的《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11000元。
但外贸收购只开价6000元，后多次洽谈勉强谈到8000元。
后来价格还没议定，产品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现场实售27000元。
收购方这才愿意开收购单，以8000元收购。
所以实际上，像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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