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吃苦的人，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飘”在外面，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

　　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进了学习班，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他们就不逃跑。

　　但事实上，这些问题要没政策，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再一放了之了。

　　就这样，就业人员继续逃，被抓后再放，放了再逃，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善政，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这么多人员的问题，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

　　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水泄不通，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教养”家属。而且这些人里，绝大多数，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太。

　　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劲儿地往里硬插硬挤，好不容易挤到了接待人员的面前，也不管对方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就大声地吵吵起来。

　　有老头儿要儿子回家伺候的，有老太太要孙子回家照顾的，还有申诉冤屈、要求放人、同时要求平反的，连哭带喊，嚷成一片。

　　乱糟糟，闹哄哄中，几个五处的接待人员也是一脑袋热汗，手忙脚乱。他们声嘶力竭地劝阻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维持秩序上了，压根就听不清谁说的是什么。

　　洪衍武简直都看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里会热闹成这样。

　　因为在他想来，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年代，公安五处刚有这个初步政策，还没什么大范围的具体管理办法落实下来，就连张宝成这样的警察还不太了解，是不应该有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的。又怎么会有这种声势喧天的场面呢？

　　其实，这恐怕就得说洪衍武想左了，同时也是因为他脱离这个时代太久，有些东西已经不明白了。

　　这年头儿，老百姓虽然看不着电视，而报纸、广播上充斥的也大多都是政治运动的动向和大批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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