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生得出来的。”
“我拼命想生。我把孩子往下挤,但是它溜开了。又来了。给我上麻药啊。”
午后二时,我出去吃中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着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者苹果白兰地。我拣了一张桌子坐下。“有东西吃吗?”我问侍者。
“午饭时间过了。”
“你们没有什么常备的菜吗?”
“你可以吃酸泡菜。”
“就拿酸泡菜和啤酒来好了。”
“小杯还是大杯?”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酸泡菜,上边放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腊肠埋在这烫热的酒浸的卷心菜里。我边吃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看看咖啡店里的人。有张桌边有人在打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在抽烟谈话。咖啡店里烟雾腾腾。我吃早饭的那个白铁面的酒吧的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了:那老头儿,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坐在一个柜台后边计算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一条围裙的孩子。我不晓得那女人生过多少孩子,生的时候又怎么样。
吃完了酸泡菜,我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已经打扫干净了。放在门口的垃圾桶都拿掉了。天阴多云,但是太阳还是想冲出来。我乘电梯上楼,跨出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因为我的白大褂放在那里。我穿上大褂,在脖子后边扣好。我照照镜子,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接生间走。接生间的门关着,我敲敲。没有回音,我便转动门把手走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的旁边。护士在房间的尽头做些什么。
“你先生回来了,”医生说。
“哦,亲爱的,我有个最奇妙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讲给我听最奇妙的故事,当我痛得太难过时,他便叫我完全失去知觉。他好极了。你好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用不着说出来。”过后又是“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喘吁吁地吸气,又短促又深入,弄得面罩答答响。接着她一声长叹,医生伸出左手拿走面罩。
“这次可真痛得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了,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往那儿闯。”
“我不会的。但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情,”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的先生就走的。”
“哦,对。我不愿死。我不会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亨利先生,你出去一会儿,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究竟怎么样,”凯瑟琳说。“你等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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