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我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我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他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他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我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他，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我怎么开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我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他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我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他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体跷课！我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我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何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他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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