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按年详记。但即以今日记忆搜集所及，我们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间西方文化关怀的变化，它们在台湾被翻印和阅读，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讲授的第一本书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我大多数学生看来，这本必须在数周内读完的原文书大约是他们“苦恼的新世界”。书中科技计划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毁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辞，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详细导读前两章之后，他们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渐渐进入书中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假设与怀疑。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学家，为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在十九世纪与伟伯福斯主教和诗人阿诺德等人，对宗教与科学教育有长期激烈的笔战，百年后读来，他们攸关生命起源和发展的辩论仍令人兴奋!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会在结束时，提到老赫胥黎的两个孙子:一个是生物学家裘连·赫胥黎，一个就是兼具评论家、剧作家的此书作者阿尔多士·赫胥黎。他们虽然经由两种途径继续老赫胥黎的辩论：但著作中都承续老赫胥黎在争论中坚持的信念，就是：人虽是动物，却生而具有道德意识和自由意志。
《美丽新世界》成书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当从容地从文化大冲突宏观布局，引经据典，有时甚至优雅地铺陈一个科技控制的乌托邦，以一个女子琳达（Linda）和她的儿子约翰为中心，写人性的挣扎和失败。约翰是个生长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运转所见的世界却是全书最美的篇章。
阅读《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这两本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写《一九八四》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后书写《我为何写作）说:“我讨论严肃问题的作品，无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预言老大哥政府（BigBrOther，一般认为是直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是运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访美丽新世界》。检视二十七年间世界的变化和隐忧，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运用科学与技术，有系统地达成宰制全民的极权。
殷海光的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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