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六两归己”也改为了“十两交公，二两公用，一两交保人”；除此之外，人参每斤还要收六两银子的税银。仅乾隆十八年一年，人参的销售和税银收入就在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以上，当年全国的关税收入不过才四百三十三万余两。

　　历史上参票发放最多的年份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三地官参局一共发了六万多张参票，即便是按三十两一两参的价格算，一张参票的直接收益就是三百两，这还不算税金。但是从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东北的采参业便开始每况愈下，一蹶不振。

　　一旁的民政干部听到此处有些奇怪，便忙问怎么回事。

　　赵新叹息道：“不外乎‘竭泽而渔’四个字罢了。”

　　武振周伸出大拇指赞道：“老爷高见，确实如此。”

　　清代的采参模式属于只管刨、不管种，历时两百多年的大规模竭泽而渔式的采挖，有多少山头也不够挖的。满清对人工栽植人参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是严加禁止，派出官兵缉拿各地栽种人参的人，理由竟然是“以伪乱真”。

　　一颗人参，至少要生长三年才能采挖。年复一年的大规模采参，破坏了参苗生长，行业衰败是必然。

　　满清虽然也明令歇山养参，但这只局限于官参局不放参票，却无法禁止民人偷采。事实上封禁的越厉害，人参行情越高，偷采就越严重。

　　没办法，谁让人参获利巨大呢。许多官吏权贵暗中资助流民进行私采，通过夹带运进关内，还有官吏敲诈勒索盗参团伙，乃至以次充好、中饱私囊。

　　武振周用了一个多小时的工夫，才将东北人参行业的情况做了个简单介绍。其间还谈到了采挖人参如何辛苦，刨出土后要及时炮制，否则水分太大，辛辛苦苦采挖的人参就要腐烂变质。

　　他这一番讲解下来，说的口干舌燥，赵新三人听的也是聚精会神。

　　然而等赵新听完了对方的讲解，便又回到先头的话题，问道：“那个许麻子一伙，你说有三百多人，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武振周一听，敢情这位还惦记着呢！于是连忙道：“禀老爷，许麻子那里大都是些流放至此不堪忍受辛苦的犯人，也有旗人的逃奴、无业游民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先头老爷们打跑的官兵。他们那伙人去年也就才几十人，今年一下就多了不少人手。”

　　千万别以为宁古塔的流放犯大部分都是受冤屈的民人，本地的流放犯大致可分为政治犯、刑事犯、以及伦理道德犯，其中以刑事犯为主。这些原本是罪行重大应死之人，因清廷大赦或是得了其他一线生机，这才改判流放。

　　按照《大清律》，流放宁古塔的缘由大概有三十多条。这其中包括了流放到南方烟瘴之地逃脱被抓回的、拐卖人口的、冒充在旗的、强盗免死的、贩私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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