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夏尔本人也是死于肺结核。考虑到他们自幼生活的环境，赵新判断很可能是在凡尔赛宫和杜伊勒里宫的时候，某位贵妇染了这种病，然后就传染给孩子了。

　　经过和伊丽莎白夫人多次解释，对方勉强同意用北海镇的药物进行治疗。于是自此之后的两周时间里，小王子的屁股上每天都得挨一针，搞得他自此落下心理阴影，看见穿白大褂的心里就发毛。

　　回程的途中，赵新将心思主要放在了年底举行的会上，或者说是对未来政体的思索上。

　　“共和中国”这个名头是糊弄法国人的，北海镇自然不可能一上来就全面铺开搞共和制，否则很容易引发从上到下的大混乱。

　　在另一时空清代的共和制思想，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随着满清被逼打开国门，对外“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的状况一步步加剧，故步自封的士绅阶级这才开眼看世界。而上述情况跟今天的乾隆晚期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北海镇要搞议会政治纯属胡来。

　　北海镇和满清的斗争，说白了还是对天下的争夺，其性质属于“肉烂在锅里”，对士大夫阶层而言，谈不上什么奇耻大辱。

　　在他看来，采用什么政体，需要有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人民才行，比如家天下就需要分封一堆王爷和贵族，君主立宪的封建政治需要一群贵族和资本家，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剥削者，而民主集中的共和政治则需要目标一致、且追求平等自由的人。

　　要知道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可不是“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的自然国家，而是基于人的意志的“人为国家”。其实质就是用人权代替皇权，用多民族国家代替华夷之辩。

　　换言之，封建国家之所以王朝更迭，除了统治逐渐腐朽，经济恶化的问题，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人人为自己，皇帝为大家”。所以明末的时候即使国家财政再困难，士大夫阶层家财万贯也不掏钱帮忙；而到了满清要在传统文化上动手的时候，民族主义感召下的士大夫们反倒是站出来了，舍家抛业的投入抗清大业。

　　等到了异族的皇帝或者这个群体都融入进传统文化，乃至成为“治道合一”的代言人，通过文字狱垄断了话语权后，士大夫阶层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

　　要想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建立共和，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民”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中的“人民”，与有什么样的政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中的“人民”一样吗？

　　答案显然是不同的。

　　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同，北海镇要想建立共和，需要做的可不光是封建时代的“为民制产、为民请命、为民父母、为民做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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