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讲了起来……
一切的源头还在于朱元璋定下的开中法,在明代之前,食盐的专卖制度是这样的,官府组织百姓煮盐,然后收购食盐,付给工钱,高价卖给商人,商人转运到各行盐地区,进行销售,而官府拿到了食盐的收入,再进行分配。
简单明了。
不过在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看来,这一套还是很麻烦,他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也就是让商人向九边运送粮食,换取盐引,再到各处盐运司支取食盐,进行销售。
开中法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弥补了边防粮饷不足,朝廷也少了卖盐分配的麻烦。
只是仔细推想,所谓开中法,就和朱元璋大多数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省了小钱,花了大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典型的小农思维,光想着省事,却给后人埋下了祸根儿。
因为按照开中法的设计,使得官府从食盐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变成了一个负责供货的生产者。从而失去了对庞大食盐销售收入的操控能力,将金流拱手让人。
朱元璋这个态度,和对待财政差不多,他认为把财政集中到户部,在分配给各地,是脱裤子放屁,各地都把需要的银子留足,剩余上缴朝廷。
在国初百业萧条的时候,自然问题不大,后来支出日益庞大。财政捉襟见肘,这就是忽视宏观调解的弊病。
盐政问题上,明廷一样存在放弃宏观调解的错误,将戍边和盐政强行连结,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首先来说,食盐生产是个稳定而持续的过程,有多少灶户,每天开工多少,生产多少食盐,都是基本确定的。
可是九边的粮饷却是一个严重波动的东西,有了大战,需要的粮饷骤然增加,九边就会开出大量的盐引,换取粮食。但商人的运输能力有限,为了刺激商人的积极性,就要压低盐引的价格,最初一引盐要纳凉一石,距离近的地方,甚至要五六石,到了永乐年间,每逢急需的时候,就变成了只需数斗就可以换取一引。
盐引大幅度缩水,造成的结果是盐引滥发,有些商人拿到了盐引,再到盐场去支取食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食盐。甚至要等待几年之久。
到了弘治以后,朝廷不得不将每年开中的盐引限制在一定数量。
由于边关作战是偶然性的,不连续的,战时粮食需求大增,造成盐引滥发,平常时候,粮草需要减少,盐引又下降,对于盐商和灶户都是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食盐市场,朝廷不得不采取改纳粮为纳银的策略,相比沉重的粮食,银子显然高效方便多了。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纳银代粮,九边粮食供给不足,原有的军户制度维持不下去,朝廷每年支出的军费暴增。
偏偏由于摄于祖制的威力,没人敢推公然推翻开中法,只能当一个裱糊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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